学术造假为何泛滥，监管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做一个民间的“学术举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足够幸运，他们指控的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得到相关机构的快速回应和处理。但更常见的情况是，遭遇淡化处理、拖延，甚至否认。

Eugenie Reich是一位曾从事15年科学调查的记者，后来进入法律界，目前在美国波士顿拥有自己的举报人律师事务所Eugenie Reich Law LLC。她近日在撤稿观察网站发文，指出了举报人的弱势地位，并希望提供更多援助。

学术指控要么被调查，要么被忽视

Reich总结了各机构对学术欺诈指控做出反应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面指控。2002年，贝尔实验室技术人员Jan Hendrik Sch?n遭到数据处理不当的指控后，实验室即刻着手调查，就是这种策略的例证。当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相关指控。随后9月，贝尔实验室即发布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揭露多篇Jan Hendrik Sch?n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存在数据捏造，相关论文很快被撤稿。

相比于前者的“雷厉风行”，更多机构在面对学术不端指控时，往往不愿意摘下“遮羞布”，倾向于采取防御措施。

拖延、轻描淡写和否认，是更常见但狡诈的斡旋策略。具体表现为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调查，然后发布一些陈词滥调，例如“没有造假意图、对科学结论没有影响等”，而不是披露调查发现的事实，以及独立专家得出的任何结论。与许多举报人所做的辛勤工作相比，机构调查反而缺乏细节。

杜克大学曾付出1.125亿美元的代价

在法律背景下，“拖延和否认/淡化”也可能成为一种代价高昂的策略。

2019年，杜克大学向政府支付1.125亿美元，以解决其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指控。自2006年以来，该校生物学家Potts-Kant凭借造假数据，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等机构帮助杜克大学拿到了至少49个项目的8280万美元联邦资助。

“纳税人期望联邦拨款得到有效和诚实地使用是非常合理的。接受联邦政府研究资助的个人和机构必须谨慎地为共同利益进行研究，并严格杜绝欺诈行为，”北卡罗来纳州中区联邦检察官Matthew G.T. Martin说。“杜克大学应该成为业界的警报，即在拨款申请或报告中使用虚假或伪造的数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这些指控最初是由杜克大学前雇员Joseph Thomas根据《虚假申报法》的举报者条款提起的诉讼，该法允许个人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并分享任何追偿，允许政府干预并接管举报人的诉讼，或者像本案一样，允许举报人代表政府提起诉讼。Thomas将从和解中获得33,750,000美元。

为举报人提供法律服务

虽然许多科学家认为已经有太多律师参与了科研不端行为调查，但大多数是由期刊、研究机构或被指控欺诈的科学家请的律师。

这些组织与举报人之间在获得法律服务方面的不平衡导致许多科学欺诈的举报人受到诽谤威胁、被迫终止或受到保密限制的恐吓。

Reich建立的律师事务所旨在以某种方式改变这种不平衡。作为经验颇丰的举报者，Reich了解如何打靶才能正中要害。他指出了一些举报者的常见错误。例如提供的文件不充分，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够清楚，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进一步调查。

其次，该律师事务所旨在向掩盖不当行为指控的学术组织追究法律责任。

Reich称该律所提供的服务不涉及收费。它的营利办法是，帮助举报人成功指控。因为举报人有资格获得资助机构赔偿款的一定比例，而作为他们的律师，则可获得相应报酬。

参考资料：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3/05/16/guest-post-when-whistleblowers-need-lawyers/#more-12710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75020a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uke-university-agrees-pay-us-1125-million-settle-false-claims-act-allegations-related

https://www.justice.gov/usao-ma/pr/partners-healthcare-and-brigham-and-women-s-hospital-agree-pay-10-million-resolve